張至涵

英國德倫大學國際關係博士
2019-07-25

2016年6月23日,英國公投以51.9%的多數投票數決定脫離歐洲聯盟。此項脫歐的投票結果,導致首相大衛.卡麥隆的下台,以及埋下強烈希望留在歐盟的蘇格蘭未來可能脫離英國的分裂危機。同時,也造成其他內部有反歐盟聲音的會員國紛起效法,要求舉行類似的投票。因此,對歐盟而言,也帶來未來歐洲整合方向的省思。因為某種程度而言,英國脫歐反映的是歐洲整合太過集權化的結果。早在英國舉行公投之前,內部贊成脫歐的聲音圍繞在三個議題上,亦即英國因身為歐盟會員國而失去的部份主權、歐洲其他國家移民到英國對國內社會所造成的衝擊、以及英國納稅人必須負擔身為歐盟會員國的費用問題。另一方面,希望留在歐盟的聲音則聚焦於脫歐隨之而來的經濟風險,包括成長趨緩、失業率上升,以及與英國最大出口市場的貿易量減少。

當然,就長期效應來看,英國脫歐所帶來的影響仍屬未知。但無可避免地,脫歐之後首當其衝受到波及的,不僅是經濟與商業的利益,也削弱了英國左右布魯塞爾歐洲議程的政治權力。英國是世界上主要國際組織的會員國,包括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G20和G7,以及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並且是全球第五大經濟體。如今決定離開在國際上最具代表性的區域組織歐盟,各界開始探討這會影響英國在歐洲的領導地位和國際上的影響力嗎?更何況,英國自1956年蘇伊士運河危機之後,就將重心轉向取得在歐洲的領導地位。

然而,如同表態脫歐的前倫敦市長波里斯.約翰森所說的:「我們要離開的是歐盟,而非歐洲。」英國、法國、和德國長久以來並列是歐洲的三大強國,第二次世界大戰因德國戰敗,聯合國成立之時,由當時的五個國際強權,包括美國、英國、法國、俄羅斯、和中國,擔任安理會的常任理事國。安理會主要負責維護國際和平和安全。為了修正前身國際聯盟的問題,聯合國承認強權在安理會擁有否決權的特權。在邁入二十一世紀之際,聯合國安理會的常任理事國已無法如實地反映現今世界軍事或經濟權力的分佈。尤其是,當時戰敗國德國與日本迅速再起,也要求加入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行列。更重要的是,如以區域均勢來看,日益茁壯且具歐洲代表性的歐盟,很可能替代英國與法國兩個同屬歐盟的會員國,取得在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一個席次。只是,歐盟的主導國是德國,每當有歐盟的相關議題,新聞畫面出現的總是德國總理梅克爾,似乎成了歐盟的象徵性人物。自2001年911恐怖攻擊事件之後,英國首相布萊爾積極與美國合作反恐,入侵伊拉克,爭取國際曝光率與影響力。然而,在另一方面,卻也失去了主導歐盟的勢力。從此看來,英國脫歐不過是放掉原已失去在歐洲的領導力,但至少仍保有在國際上的影響力,一個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席次。再者,由德國獨大的歐盟,破壞了英國向來持守勢力均衡的歐洲大陸政策。兩次世界大戰德國以武力方式擾亂了歐洲大陸的勢力均衡狀態,試圖取得主導權。如今,德國以和平崛起的方式,成功地利用歐盟這個組織,取得主導歐洲大陸事務的權力。因此,脫歐之後的英國要如何重新定義自己在歐洲的位置,成為讓歐洲重回勢力均衡的穩定狀態,是一條未來可以開創的新道路。

英國公投可以選擇脫離歐盟一個如此重要的國際組織,反觀台灣積極要加入國際組織,卻不得其門而入。國際關係現實主義強調,國際組織是國家用來作為外交手段的一項工具,也是能隱藏顯明的國家利益、達成外交目的一種媒介。一個國家的外交政策是否能在國際上發揮影響力,不在於擁有參與國際組織或是談判的席次,而在於是否具備左右該組織內部決策結果的手腕。英國納稅人寧可將資金反饋於國內社會,也不願拿來付給身為歐盟會員國的費用,是值得台灣政府深思的問題。因脫歐公投下台的前首相卡麥隆,是典型英國社會的菁英份子,他的外交政策傾向淡出歐洲、甚至是世界的舞台,為的是重整英國社會。特別是包括英國在內西方世界經歷五百年世界領導期之後呈現衰退現象,又得面對中國崛起、俄羅斯復興,以及中東、北非的混亂之際。卡麥隆的思維其實與美國總統川普喊出的「讓美國再度偉大」策略走向不謀而合,這也值得作為台灣政府的借鏡。當今台灣政府的施政重點是,掌握美中貿易戰局勢與台商回流的契機,再創「台灣錢淹腳目」的經濟奇蹟,我們的未來和下一代才有希望、人民有幸福。

西方領導人能看到未來的藍圖,並擬定因應的策略,這也說明英國與西方世界為何至今依然處於國際舞台的主導地位。有學者提出,「未來的衝突將來自於文化因素,而非經濟或政治意識形態。」這種類似文明衝突論的說法,從另一個角度思考,文化未必會造成未來的衝突,但可能是未來二十一世紀依然是西方文明主導世界的主要因素。《大英帝國的經驗》的作者井野瀨久美惠提到,能作為一個世界帝國的角色,最重要的不只是船堅炮利,而是庶民文化的吸引力。19世紀末英國社會的出生率低落,開始了大英帝國衰退之說;到了1947年自印度撤退,更是亮起衰退的警訊。然而,與此同時,「英國特質」的文化卻成為全球化現象之一。舉例來說,「紅茶的平民化」-日常飲用紅茶的習慣。英國的紅茶,源自於十八世紀中葉製茶方法的改良,是將生產在中國大陸福建省武夷山所採的茶葉,經過發酵烘焙製作的過程而成。後來因為與中國鴉片問題的爭議,英國轉向在印度殖民地研發栽培原生種紅茶樹,造就了今日家喻戶曉的阿薩姆紅茶、大吉嶺紅茶、和錫蘭紅茶的品種,也創造出「帝國紅茶」-立頓紅茶的品牌。紅茶這個原本屬於非歐洲的產品,不僅大幅改變了英國人的生活習慣,經過行銷包裝,也成了英國文化代表的軟實力。另一個例子,維多利亞時代旅行於世界各地所謂的「仕女旅行家」,是開啟今日女性海外自助旅行風潮的先鋒。這兩個例子,都反映了探索、冒險、研發新知的英國文化特質。

大英帝國的商業貿易連結倫敦與其他城市、連結英國與全球四分之一的領土,主要的流動人力包括資本企業家、海上冒險家、和移民者等等,他們之所以能建立起如此龐大的網絡,是因為有公民自由和自由貿易的意識型態作為後盾。基於「自由」的政治傳統是大英帝國的核心價值,也成了英國文化重要的傳承。《英國下一步:後脫歐之境》的作者在書中提到,捍衛言論自由、宗教自由、免於貧困的自由、和免於恐懼的自由,是英國參與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理由。曾任《經濟學人》總編輯的作者比爾.艾摩特在其著作《西方的命運》一書中就強調,西方的未來在於是否能持續守護自由民主的核心價值、捍衛「開放」與「平等」兩大原則。因為人類在認知享有免於恐懼的自由之下,得以發揮潛能、激發創意,萬物方能與時俱日地革新,這是推動文明發展與進步的力量。而華人世界講究階層式的權力,容易導致社會、組織、和思想的僵化,無法真正地用人唯才,或讓人才無用武之地。

西方的另一項文化優勢在於對知識的重視。不僅是大量生產既有的知識,更注重「創造」新的知識,這就是西方所重視培育的「原創性思考」的能力,同時也說明為何西方如此注重智慧財產權。知識是西方最重視、且最重要的資產。知識就是力量,這是西方強盛,至今仍主導世界背後很大的驅動力。知識在言論自由、免於貧困的自由、和免於恐懼的自由之下生產和傳播,得以進一步產生新的理論和思想,促使西方科技不斷創新,讓西方在國際談判桌當領頭羊、掌握話語權。文化的改變必須從根本的教育革新著手,否則未來不論是在科技創新或國際談判等各個領域,我們仍然只會是西方的追隨者。

(本專欄文章作者意見不代表論壇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