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重量級智庫戰略暨國際究中心(CSIS)總裁兼執行長何慕禮博士(Dr. John Hamre),應台北論壇董事長蘇起之邀,於九月八日在台北蔣經國總統圖書館,進行了一場台北視訊演講,這也是該圖書館落成與試營運以來的第一場國際學術交流活動。

 

在這場題為「美國國內政治」的演說中,這位曾在九○年代出任美國國防部副長的何慕禮表示,美國當今形勢是過去三十年中的三個因素所導致的。

 

首先,是中國大陸在一九七八年決定在經濟上對全球採取改開放政策,於是出現了八億的廉價勞工來和美國的勞工競爭。全球低廉的物價,也造成了美國勞工的工資造成重大衝擊。因為供需的移轉,使得美國藍領工人三十年來工資不見漲;但經由國際經貿的發展,結果在資本的積累方面,卻是急速增加。於是這造成了美國社會緊張形勢的增長。

 

第二個因素是美國經濟的數位化(digitalization)。三十年前的美國前十大公司,都是做真正的實體業務;現在的前十大全都是做數位相關的項目(digital things)。這個改變加速了經濟的發展,也造成了人們以勞力賺錢與以腦力賺錢結果的重大差異。

 

第三點則是美國制度的變遷。在政治實務上,三十年前美國的制度是總統/國會(Presidential/Congressional)制,但現在卻逐漸演化成某種「內閣式的巴力門制」(Parliamentary);也就是說總統必定是和他所屬的政黨一致,而不同黨就必定反對,沒有了中間的思考。這與我們原先憲法所期待,國會所應有獨立於行政部門的構思大不相同。

 

這三個因素形成美國當前的情勢。眾所周知,美國政府的最底層單位是郡(county);美國智庫布魯金斯研究院有一個研究指出,在美國一共的三千個郡,上次的選舉,拜登一共只贏了五百個郡,川普卻贏了二千五百個;但拜登贏的這五百個郡,在二○一九年貢獻了全美百分之七十的GDP。他本人的研究是,上次大選中,十個「最共和黨」的州,平均GDP只有全美GDP平均值的百分之八十五;而十個「最民主黨」的州,平均GDP值則是達到全美GDP平均值的百分之一百一十五。這百分之三十的差距是由前兩個因素造成,同時也是現今美國的分裂既深且重,卻又在在國會找不到任何可以前進的共識的原因。這也是上次選舉對戰的深層因素

 

何慕禮表示拜登所面臨的情勢是,在「內閣式的巴力門制」下,他只在參院只有一票優勢,在眾院則是六票優勢;他所要推行的任何計劃都困難重重。但他並不認為美國正在衰落,美國的經濟和社會基礎仍然很強;但是美國的政治(American politics)正在衰落;美國的人口狀況、公司、美國的研究機構、能源資源也很強,美國的司法系統也很好,整體的公民社會也很有活力;他認為整體而言,美國並沒有衰落,但美國的政治是衰落了。但最讓他憂心的是,美國沒有一個政黨對未來有願景;甚至沒有政黨在討論人工智慧或未來通盤改革。

 

在回應問題時,何慕禮表示,美國立場中間的人士都對這種情況都有強烈的挫折感,並且有強烈期待兩黨達成若干一致的共識;但從當前兩黨在國會的作為來看,根本不可能;且等下一回的選後吧。

 

但在他認為,現在的美國,在州或地方的層級還是可以看到很多的合作,但在中央層級是非常僵化的。國會的結構在過去三十年的變化實在很難恭維。兩個因素造成了這種情況,一是金錢的因素,一個參議員為了要能在下屆連任,平均每個月須要收十萬美元的捐款;所以,錢在參院中所扮演角色的分量可以想見!另一個則是選區的角色,百分之九十到九十五的選舉結果是由初選獲勝者贏,跨黨派者幾乎沒有任何空間。所幸美國的公務員體系方面仍然非常活躍,所以美國「大概可能要花個二十年走出此一困境」。

 

在中國政策方面,何慕禮同意,對抗中國大概是可以找到共同態度少數項目;但這目前是口頭上對強硬,行動上卻未必。在華府人們希望以衝撞和敵意面對中國;但在紐約,則是希望讓事態穩定,安靜的繼續發展;很多企業與學界則仍是在進行私下的磋商;而一般的人民對中國並沒太大敵意。川普時代的確曾想與中國脫鉤;現在卻未必,拜登政府的敵意更多的是止於口頭。

 

他認為,現在比較麻煩的是,華府與北京雙方內部的力量的態勢可能會導致敵意的昇高。而一個大麻煩是,某種鏡象的投射,一個冷酷專制的政府如何能在其對外政策上有完全相反的作為?而美國則在內部是一個分裂的深且巨的政府,如何能在其對外政策上避免分裂?

 

就當前的情勢看,何慕禮認為美國在與中國與中國的對比上仍是具有優勢;美國在應對與中國相關的策略上不應該再出之以「不是吾之友便是吾之敵」的想法,那是條死巷子。或許美國應該多向日本學學;安倍在大阪的G20峰會上的巧妙手法就很好。

 

何慕禮坦承,美國的軍文關係/文人掌軍在川普時代的確出現一些動盪;川普也曾試圖動用軍方的力量以保護他能繼續在白宮掌權,但遭到軍方拒絕。所以美國現下的軍文關係/文人掌軍的結構大致穩定,軍方也不願介入黨派之爭。但有些離退的軍人熱衷於介入政治會是問題。另外,美國軍人來源的狹隘化更是一個令人擔憂的問題;西點軍校近年來的學生,有百分之六十五是家庭有軍事背景或傳承。這更會造成非常狹隘「戰爭是你們軍人的問題」的想法。

 

就未來的美國與大陸關係,何慕禮認為,除了像二○○一年EP3的特別意外事件,美國和中國之間真的開戰機率很低。未來的競爭會是更在經貿、貨幣上;雖然人民幣與成為外匯儲備還有段長路要走,但中國在貨幣上的國際化,對美國會是挑戰;未來,一種沒有真正的戰爭,但雙方維持一種冷和而競爭的形態,可能出現在全球體系中;而全球經濟秩序的分岔是會緩慢出現。

 

布魯金斯研究院的知名東亞學者卜睿哲,則在回應何慕禮有關美國政治衰敗的悲觀看法時,表示同感。他也認為對美國的制度崩壞是問題的根本;而強烈的政治衝突應該可以但卻並未緩解。他並舉出三個制度崩壞例子,一是在二○二一年一月六日拜登就職時對華府的騷亂攻擊;二是共和黨國會多數領袖對,兩度在二○一六年與二○二○年總統提名權大法官時,設定不同的條件橫加干預;三是國會特別是共和黨弱化對租稅徵收,導致政府資源不足,貧富不均。

 

主持人台北論壇董事長蘇起博士則呼籲,要對美國內部的政治多加關注,因為這將直接並且重大的影響台灣的未來;他提出的邏輯是:台灣的未來更多的取決於中國大陸而非台灣本身;而台灣/大陸的關係更多的取決於美「中」(共)關係而非台灣與大陸本身;美「中」(共)關係裡,美國的份量要更於中國大陸;而美國會如何做,它內部的政治考量會高於理性的思考。


註:內容有修正,以本會網站的新聞稿為主




戰略暨國際究中心(CSIS)總裁兼執行長何慕禮博士(Dr. John Hamre)


本會董事長蘇起先生開幕致詞


蔣經國基金會執行長朱雲漢教授開幕致詞

與會貴賓

刊登日期:2021.0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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